近来大火的奈飞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，讲述了一个令美国人感到辛酸的故事：代顿市的通用汽车工厂关门，几千工人失业生计无着；几年后来自中国的福耀玻璃进驻了厂区，失业的工人们重新有薪水可以拿。但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和时间，都无法与中国工人相比，厂方的高强度要求和低薪让美国工人非常不适，一度想要成立工会以对抗厂方。厂方的态度是：成立工会就撤回投资。
最后经过投票，三分之二的工人拒绝成立工会，他们害怕重新回到失业状态。而经过两年时间之后，福耀玻璃美国工厂终于开始盈利。乍一看，这是现代工业被中美两种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影响扭曲的事例。然而看得再深一点，这是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：工人的待遇在全球化的劳务市场下，注定只有越来越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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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地俄亥俄州的代顿市， 既是飞机发明者莱特兄弟的故乡，也因是波黑内战和平协议的签署地而令世界侧目。但代顿跟底特律、匹兹堡一样，曾经都是美国传统工业如钢铁、煤炭、汽车的重镇，而如今，它们却都是“锈带”（Rust Belt）地区的难兄难弟。
什么是锈带？这一地区本来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，但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，随着煤炭业、纺织业、钢铁业的衰落，许多工厂开始停工，工厂大门变得锈迹斑斑，蓝领工人们开始失业。
工人失业，但许多工厂却只是搬走而并未倒闭。搬到哪里去？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方。一开始是美国南部，后来是墨西哥和中国。冷战刚刚结束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中国与欧美日的人均收入差距高达40倍。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、物流设施的飞速发展、运输成本的降低，众多欧美企业开始把工厂搬到成本更低的世界各地去。
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，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申请了破产保护，而代顿市的通用汽车工厂也正是在这一年年底关闭。到了2012年，美国的绝大部分汽车工厂都已迁到世界各地。曾以“汽车城”闻名的底特律，仅剩两条高度自动化的汽车生产线，就业人口不到1万。
这一切的根源，都来自于二十世纪后半期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：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统一经济体系，它毫无例外地囊括了所有的生产要素：资本、原材料和劳动力。劳动力市场再也不是各个国家封闭的单一劳务市场，而是形成了一个全球同工同酬的整体劳务市场。在新的市场里，受冲击最为剧烈的就是原来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们，他们的对手是远比他们便宜的、第三世界的庞大劳动力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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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70年代初，世界劳务市场是以国界为区分的、各自封闭的单一市场，所以在发达国家内到处都有足够的就业岗位。然而随着亚洲开放、东欧剧变、冷战结束等一系列历史进程，随着中国和印度敞开大门招商引资，欧美企业发现：他们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、换取更高额的利润，而方式就是把工厂从本国搬到人力成本更廉价的地区去。
也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，以制造业和加工业为龙头，亚洲的四小龙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实现了经济腾飞，而资本正是来自欧美。九十年代，中国无数的青年男女成群结队地奔向沿海，进入一家又一家的外贸工厂。资本的转移，培育出了真正规模空前的跨国公司。
资本的最大需求就是逐利。2004年，海洋运输成本费用不到1830年的1%。当物流成本下降之后，人力成本就成了阻止牟取更高利润的严重障碍。当中国的女工们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以上、月工资仅为一百欧元时，在德国一个辅助工人的医疗保险就要这么多钱。
对于众多跨国公司而言，在空前激烈的竞争下已经别无选择。谁不善于利用工资竞争为自己牟利、谁不考虑更廉价的产品产地、谁拒绝价廉物美的进口商品，谁就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。这就是资本社会。
德固萨化工企业在中国和德国生产同一种产品，质量和数量都相同。在中国需要150名工人，在德国只需要15名，然而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只有在德国的一半。在如此悬殊的人力成本对比之下，没有一个公司会忍得住不裁员。
裁员并不只是工资减少的利好。工厂停工了工人失业了，企业从此不再负担他们的五险一金，而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是由国家来承担的。企业少雇用一名工人，国家就要多花一笔纳税人的钱到工人身上。企业轻装上阵日进斗金，国家的负担却从此越来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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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顿市的通用汽车工厂开工时，一名女工能拿到29美金的时薪；而福耀玻璃来了，这个数字变成了12.84美金。原来孩子想要一双新运动鞋可以马上买，现在不行了。
美国工人面临的是中国工人的竞争。在福州，福耀玻璃的工人一个月只休息一两天、一个班时为12小时；在美国，工人们每个班是8小时，每周双休雷打不动。跟中国比，美国工厂效率低、产出低，以致于福耀玻璃的中方管理层，一直在压抑自己把美国工人当中国工人使用的冲动。
跨国资本对新兴劳动力的要求，是以往的工人无法想象的。在第三世界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，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比福利国家工人要低得多。当特斯拉把工厂从美国移往中国的同时，巴基斯坦的童工在生产手工缝制的足球、印尼的工人在生产日本雅马哈的钢琴、泰国的工人在生产佳能尼康的相机、孟加拉和洪都拉斯的工人在生产阿迪耐克的体恤。为这些工人劳动保障付出的成本，比在国内也要低得多。
这些更廉价的劳动力，造就了超市里品质更优、价格更低的种种商品。对于全球几乎所有的消费者而言，购物时只对产品的价格敏感。同样质量的一件商品，本国生产的售价20美金，其中包括了工人的高工资高福利；而越南生产的只要10美金甚至更低，因为疾病、贫穷和养老风险都由工人自己承担——消费者会用冷静的购物将20美金的商品淘汰出局，低价永远是最优先的选择。所以全球的消费者们，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坚定的推行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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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而言，堪称黄金时代。那时一个汽车装配工的收入，就足以让全家过上相对优渥的生活。度假、旅游、消费，工人阶级是中产阶级的固定组成部分。
但黄金时代过去，就是贫富差距的猛然凸显。资本转移、工人失业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悲剧，在全球各地如出一辙。2016年正是美国无数的中下层白人贫民、尤其是失业工人及其家属，用满怀希望的投票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的宝座。因为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中，就包括了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的许诺。
但现实不由人。2018年，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关闭美国境内的4家工厂，裁掉约8000个就业岗位。特朗普在推特上强调自己对此深感失望，并指责通用汽车忘恩负义。但与此同时，华尔街对于通用的决定却大多表示理解，因为通用的人力成本实在是太高了——即便在如今，通用在美国的10万名本土工人，仍然享受着平均高达70美金的时薪。通用近50万退休员工和家属的养老金及医疗支出，每年支出达数百亿美金。
美国失业工人觉得自己够惨了，但他们并不明白在世界其他地方，还有比他们待遇更差、工资更低、更没有失业和医疗保险的更多人。正是因为存在供过于求的全球一体的劳务市场，才导致美国工人再也无法回到上世纪中叶的黄金时代。
而即便仍然在就业的工人，好日子也不见得长了。在《美国工厂》的最后，福耀玻璃已经开始用自动机器人来取代工人，因为管理更简便、成本更低、利润更高。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引入，就意味着数名工人的失业。今后十年，全球至少有3亿5000万劳动力，面临被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的严峻挑战。
越无技术含量的原始劳动力、就越可能被最先淘汰。美国工厂的困境、美国工人的不平，实在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。更令人沮丧的是，这个过程不可逆——全球化的大门一旦开启，几乎没有任何再关上的可能。